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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共存”與“互相監督”之間的邏輯關系析論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增刊     日期: 2006-12-14      【字號      

——紀念毛澤東提出多黨合作八字方針50周年    

作者:朱世海                    

   [提要]“長期共存”是“互相監督”的前提,“互相監督”是“長期共存”的目的。貫徹落實毛澤東提出的多黨合作的指導方針,既要解決“長期共存”面臨的問題,也要改變“互相監督”所處的尷尬境地。

   [關鍵詞]“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組織發展;民主監督

    50年前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同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寫入大會決議之中,成為全黨的共識。從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為指導多黨合作的方針。198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胡耀邦指出,我們黨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人士和宗教愛國人士的合作。從此多黨合作方針由八字方針發展為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為核心的十六字方針。胡錦濤同志近日在第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

    毛澤東提出的多黨合作的八字方針內部有一定的邏輯關系,闡釋這個關系,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長期共存”是“互相監督”的前提,沒有“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無從談起。[1]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當代中國的政黨制度。這項制度是歷史形成的,有其客觀性。正如周恩來所說:“黨派的存在與否,不取決于任何政黨或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由客觀的歷史發展所決定的。” [2]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能夠“長期共存”至今,根本上是上述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主觀性的因素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國人民救國會認為已經完成所肩負的歷史任務,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于1949年12月宣布自行結束。當時,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同盟等也打算解散。1950年2月中旬,毛澤東從蘇聯訪問歸來,聽說救國會解散的消息,十分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解散。當他得知九三學社等黨派也要解散時,當即表示異議,并由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轉達他的意見。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勸阻下,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沒有宣布解散,繼續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了50多年,并將繼續“長期共存”下去。

    “互相監督”是“長期共存”的目的,離開“互相監督”,“長期共存”就失去意義。[3]當年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勸阻民主黨派解散的目的十分樸實,就想聽到不同的聲音,讓民主黨派監督中國共產黨。1956年,毛澤東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 [4]毛澤東認為幾個黨好的原因,就是其他政黨的存在能夠使中國共產黨聽到不同的意見。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5]

    “互相監督”,包括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監督和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關于這兩種監督在多黨合作方針中的地位,周恩來曾有專門的闡述。周恩來說:“互相監督,首先應該由共產黨請人家監督。……當然,反過來,民主黨派也應該愿意接受共產黨的監督,但這個問題并不怎么嚴重。重要的是共產黨要承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6]關于中國共產黨接受民主黨派監督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為什么要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身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7]周恩來也指出,“因為共產黨是領導黨……我們一旦取得全國政權,就帶來一個危險,就有一些人可能會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腐蝕,被勝利沖昏頭腦,滋長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甚至會出現個人野心家,背叛群眾。這方面的危險是隨時存在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警惕。” [8] 鄧小平在《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文中強調:“黨要領導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 [9]

    “長期共存”,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存在多久,民主黨派就存在多久。“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發生的。凡是歷史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 [10] 政黨是隨著階級、國家的消亡而消亡。根據中國的國情,無論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所要解決的不是準備消亡的問題,而是如何發展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早有思想準備。據李維漢回憶,毛澤東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資產階級不要萬歲,再有兩三歲就行了。”[11] “兩個萬歲”,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周恩來也指出:“我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12]

    近年,由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遇到一些問題,民主黨派成員老齡化嚴重,離退休成員占各黨派總人數的50%以上,很多成員因年老多病而不能參加組織活動。對此,有些民主黨派成員認為“兩個萬歲”難以實現,將來只有共產黨能夠萬歲,民主黨派因后繼無人而無法實現萬歲。組織發展狀況不僅決定著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組織目標實現程度,而且決定著民主黨派生死存亡和多黨合作偉大事業的前途與命運。根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多黨合作與民主黨派自身建設”大調研收集到的材料、信息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員反映的情況,目前民主黨派組織建設存在種種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由于條件限制,民主黨派很難找到合適的發展對象;不少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負責人對民主黨派仍有不正確的看法,認為要求加入民主黨派就是不追求進步,因此對要求加入黨派的同志予以阻攔甚至歧視。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建國初期提出“長期共存”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專門針對黨內的一些錯誤認識。1949年9月召開的新政協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的民主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權中擔任領導職務。對此,中國共產黨內一些人很不服氣,瞧不起民主黨派,認為他們只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還有人認為,革命勝利了,民主黨派任務已經完成,民主黨派是包袱,民主黨派可以取消了。對此,毛澤東指出,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就不可藐視。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民主黨派是否應存在又成為爭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內有人提出,既然認定民主黨派的大多數代表著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就是同資產階級的合作。民族資產階級不存在了,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據李維漢回憶,當時黨內不少人認為民主黨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終結,說“民主黨派可有可無,壽命不長了,最多不過維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張要以斗爭為主,“少統多戰”。對此,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有針對性地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

    50年前中共黨內存在的對民主黨派的不正確認識,今天仍然沒有完全得以糾正。事實表明,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的思想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今天,我們落實“長期共存”的方針,在思想上糾正在對黨派工作和多黨合作問題認識上存在的偏差,清除“清一色”觀念。在工作中要把有些合適的人員讓黨派組織去發展;對黨派發展新成員問題上應正確理解現有的政策,真正堅持“以有一定代表性人士為主”,而不是要求新成員全是代表性人士,全是中高級知識分子。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兩個萬歲”。否則,長此以往,民主黨派會因后繼無人而“英年早逝”。如果“長期共存”這個前提不存在,“互相監督”也無從談起,我們這個基本政治制度就會遭到破壞。

    “互相監督”,包括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監督和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而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是主要的。但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很容易監督民主黨派,而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監督卻很難。我們經常發現在民主黨派組織的工作總結中關于參政議政的內容很多,而關于民主監督的內容卻相形見絀。對此,有同志解釋說,“參政議政”中也包含“民主監督”。當然民主黨派的這兩大職能難以完全割裂開來,但如果把“民主監督”淹沒在“參政議政”之中,那么把民主監督單獨作為民主黨派的一項職能就沒有意義,何況讓民主黨派監督中國共產黨是老一輩革命家設計我國政黨制度的初衷。

    為什么民主監督職能履行狀況不容樂觀?從中國共產黨干部的思想認識而言,對民主黨派的監督問題,有的干部仍然是不服氣;有的干部認為“不必要”;甚至有的干部認為是“添亂”。這些都是在建國初期就存在的老問題。針對黨內一些干部對民主黨派監督不服氣的現實,周恩來曾嚴肅指出:“民主黨派參加了革命和建設,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勞,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權來說話。” [13] “不服氣就是驕傲,就是自滿,這是危險的根源。應該服氣,應該謙虛,應該愿意接受民主黨派的監督。” [14]  針對民主黨派監督的重要性問題,如前所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也曾做了十分充分的闡述。毛澤東曾還指出:“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 [15] 關于請民主黨派唱對臺戲的意義,陳云指出:“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哪里有唱對臺戲的,哪里有‘反對派’,那里的工作搞得就好,否則,工作就搞不好。他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兩個萬歲’,就是這個意思。有民主人士監督我們,對工作有好處。有民主人士監督我們,對工作有好處。如果革命勝利后,長時期沒有‘反對派’,只有一派人講話,聽不到不同的意見,那末工作就會出毛病。” [16]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陳云在講到“反對派”這些詞的時候,都是加上了引號。中國共產黨請民主黨派唱對臺戲,當“反對派”的意思就是讓民主黨派提不同意見,民主黨派提不同意見當然不是與共產黨分庭抗禮,而是幫助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里的“反對派”不是反對黨,而是諍友、摯友。因此,把民主監督落到實處,從中國共產黨方面而言,領導干部要充分認識到民主監督的意義,要樹立“和而不同”的理念、自覺接受民主監督。我們追求的是“和而不同”,不是“同而不和”,不同的聲音并非是不和諧的聲音。實踐證明,一個聲音,百分之百的擁護不是好事,而是壞是,因為它不符合客觀規律。

    監督中國共產黨,既是民主黨派的一項權利,也是民主黨派的一份責任。目前,民主黨派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也面臨著挑戰。民主黨派享有一定數量的政治資源,并消耗一定數量的經濟資源。人們在考量執政黨執政成本的同時,也在考量參政黨的參政成本。如果民主黨派把自己的工作主要定位在智力支邊、社會辦學等一般社會團體都能做的事情上,這勢必降低人們對民主黨派的期望值。同時,隨著非政府組織(NGO)等“第三部門”的興起,民主黨派原來活動的領域將有很大一部分被“第三部門”占據。因此,民主黨派應發揮參政黨地位的獨特政治優勢,在思想認識上重視民主監督,并勇于發出不同的聲音,發揮起到其他社會組織不能發揮的作用。加強民主監督,民主黨派在機構設置上應有專門從事民主監督的部門,與已經存在的“參政議政部”彼此協調,共同履行光榮而神圣的職責。當然,民主黨派對民主監督的性質應有正確的理解。這種監督是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這種監督其實是一種柔性監督,即中國共產黨如果認為民主黨派所提的意見、批評、建議正確,就予以采納,反之,就不采納。在建國初期,有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提出民主黨派有質詢權;近年一些人主張“民主監督法律化”(即要把政治監督搞成法律監督),這些都是對民主監督性質的誤解。

    總之,毛澤東在50年前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意義重大。如果新政協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初步形成,那么毛澤東提出的多黨合作八字方針為這個政黨制度加入了最重要的內容。今天我們紀念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八字方針,是為了緬懷他老人家對多黨合作的理論探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更是為了通過切實落實這個方針推進多黨合作偉大事業。推進這項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的責任,但由于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承擔主要責任。針對落實這個方針所遇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支持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實現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共存”;另一方面是自覺接受民主黨派的監督,實現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互相監督”。因為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7] 所以落實多黨合作的方針,要靠強有力的制度做保障。中國共產黨對此也是高度重視,努力推進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2005年,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無獨有偶,2006年,中共中央又頒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作為毛澤東確立的多黨合作方針的政策化、具體化,這些文件既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步的標志,又在新的起點上推動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程。

參考文獻:
   [1][3] 李瑞環:在中國農工民主黨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N],2000—8—12.
   [2]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
   [4][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33.
   [6][13][14]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1.
   [7]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90.
   [8]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351.
   [9] 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73.
   [10]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34.
   [1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M].北京:黨史出版社,1986.813.據李維漢回憶,“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字句并沒有出現在這次講話中,是后來概括的。
   [12]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
   [15] 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5.
   [16] 陳云文稿選編(1949年-1956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7.
   [17]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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