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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政策的創新與發展
臺盟網     日期: 2007-09-25      【字號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刻總結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及時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大力推進多黨合作理論、政策的創新和發展,使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這期間,中共中央先后頒發了四個標志性歷史文獻,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發展階段:一是1986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中發[1986]19號),總結了建國以來多黨合作的基本經驗,明確了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闡明了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實現了理論政策方面的撥亂反正,使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得以恢復和發展。二是1989年頒發《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發[1989]14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多黨合作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從理論上進行新的概括和升華,并提出了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使我國多黨合作走上了制度化建設的軌道。三是2005年、2006年先后頒發《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發[2005]5號)、《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發[2006]5號),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頒發以來我國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的成功經驗,結合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面臨的新情況新任務,就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措施,開創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的新階段。

    一、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恢復與發展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驗教訓,著眼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全局,對民主黨派和多黨合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闡述,從根本上實現了對民主黨派性質、地位、作用認識的與時俱進,為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

     (一)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1.科學界定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兩個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對于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問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建國初期,有人認為民主黨派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因而“可有可無”;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有的人便認為民主黨派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因而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文革”結束以后,又有人認為民主黨派的存在只是其原來所聯系的階級、階層一代人的事,隨著這些人退出歷史舞臺,民主黨派自然就是“一代而亡”;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民主黨派已不再具備政黨的性質,已由過去的政黨逐漸演變為社會團體。

    政黨的性質、地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性質不明晰,地位不明確,勢必影響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影響其作用的正常發揮。建國以后,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階級結構的變化,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成員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科學界定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直接關系著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性質、目標和發展方向,成為必須首先厘清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

    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貢獻。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成為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視的作用”。這一判斷,是對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在民主黨派問題上的思想大解放和撥亂反正,它從根本上糾正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把民主黨派當作資產階級性政黨的錯誤,創造性地解決了在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條件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存在、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這一重大的理論突破,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直接推動了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政策基礎。在此基礎上,1986年7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中發[1986]19號,以下簡稱19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為主體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各民主黨派都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而是同我們黨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民主黨派不僅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開展統戰工作、促進祖國統一、進行四化建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

    2.把多黨合作制度納入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疇

    建國后的一個較長時間里,對多黨合作制度缺乏準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后,社會上一些人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制推崇備至、頂禮膜拜。面對這種錯誤認識,鄧小平同志把多黨合作制度同我國的政治制度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和優點。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在此基礎上,l9號文件明確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派合作,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它不同于蘇聯等國只有一個黨,也根本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之間“親密友黨”的新型政黨關系,“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所無法比擬的”。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在充分肯定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的同時,進一步指出,“決不能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提出“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把我國多黨合作納入國家政治制度的范疇,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建國以來是第一次。從理論上講,有助于人們從國家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考察和認識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了解它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我國的基本國情從根本上決定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又從根本上決定了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就必須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的國情基礎與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的這種內在聯系,為在實踐中堅持、發展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

    3.將多黨合作的“八字方針”發展為“十六字方針”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確立為中共處理與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方針。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根據時代的發展要求和民主黨派性質的變化,創造性地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1981年12月至l98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15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在會議上提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統一戰線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法寶。今后,中國共產黨同黨外朋友的關系,應當成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關系。”l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作為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和處理中共同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

    “十六字方針”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科學認識和分析民主黨派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為適應新時期黨的歷史任務而提出來的,是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豐富和發展,為堅持和完善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現已成為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準則。同“八字方針”相比,“十六字方針”增加了新的時代內涵。主要體現在:“長期共存”反映的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在50年代,中共把與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看作是工人階級政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長期共存”;而新時期提出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是工人階級政黨同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政黨)的“長期共存"。在“長期共存”之后,又加上了“榮辱與共”,含有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同舟共濟、共患難、同奮斗之意。賦予了“互相監督”新的含義。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互相監督”成了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單向監督。新時期重新提出“互相監督”,并加上了“肝膽相照”,表明中共與民主黨派不只是一般地相互提出批評意見,而是把互相監督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字方針”形象地表述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開誠布公、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的關系,反映了中共與民主黨派新型合作關系的本質和特征。

    4.提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任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獨具特色的政治組織,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保留了下來,并繼續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文革”期間,人民政協的活動陷于停頓。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在對多黨合作事業進行撥亂反正的同時,為恢復和發展新時期人民政協工作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

    一是明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性質。鄧小平同志始終堅持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而不是國家權力機關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政協是鞏固和擴大中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也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重要組織”。針對政協章程修改中有同志建議把政協定位于權力機關的主張,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協搞成一個權力機構。政協可以討論,提出批評和建議,但無權對政府進行質詢和監督。它不同于人大,此點請注意”。鄧小平同志關于人民政協性質的確定,是對毛澤東人民政協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這從根本上抵制和否定了社會上一些人在中國實行兩院制的錯誤認識,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二是確定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任務。根據中國共產黨在80年代的三大歷史任務,從人民政協的性質出發,鄧小平同志進一步確定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任務,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他還強調:“我們相信,人民政協在為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必將發揮更重大的作用”。這些論斷,為新時期人民政協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指明了方向。

    (二)政策措施的發展

    隨著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撥亂反正和重大突破,在多黨合作的政策措施上也實現了撥亂反正和重大發展。這一時期,圍繞著恢復民主黨派的活動、充分發揮他們在服務“四化”建設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中的作用,中共相繼制定出臺了許多具有突破性的旨在推進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1.積極探索新時期多黨合作的有效形式

    1979年中共中央批準恢復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提出今后凡屬有關國家和地方的重大問題,應當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進行協商。經過幾年的實踐,19號文件對協商形式和民主監督形式作了更加明確的規定,主要包括:①要使民主協商制度化,各級黨委應當就國家政治生活、四化建設、統戰工作的重大問題認真地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協商,每年都要進行幾次。②政府有關部門要支持民主黨派的工作,有關的重大問題要多征求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③有民主黨派的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黨組織,應當經常召開民主黨派座談會,團結他們共同做好本單位工作。④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建議和批評,要及時答復和認真負責地處理。⑤要創造各種條件,進一步暢通民主渠道,充分反映各方面群眾的意見,使民主黨派能夠行使對黨和政府各級領導干部實行民主監督的權利。⑥要支持民主黨派據實揭發干部的錯誤,并且敢于堅持正確的意見,敢于把尖銳的意見講出來。

    選拔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是實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建國初期,鑒于當時國家政權形式是聯合政府,有不少民主黨派成員在政務院及其相關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l957年后民主黨派在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政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越來越少,至“文革”期間,中共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名存實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多黨合作理論的撥亂反正,中共中央出臺相關政策,選拔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的領導職務。以1983年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換屆為例,在全國人大代表中非中共黨員的比例占37.5%,比五屆人大增加10%;在全國政協委員中非中共黨員的比例占60%,比五屆政協增加20%;還有一批非中共人士走上了各級政府的領導崗位。19號文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在各級人大代表中,要堅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一定比例。政府和有關單位要積極選拔比較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到領導崗位上來。要更多地吸收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各級政協的領導工作和各項活動。切實搞好黨與非黨(包括民主黨派人士)的合作,使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黨外人士有職有權。在這些政策指導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越來越多。

    2.積極探索新時期民主黨派發揮作用的新途徑

    改革開放之初,民主黨派的主要作用是協助黨和政府落實政策。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后,各民主黨派逐步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創造性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面向社會為四化服務的活動,開創了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局面。l9號文件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新的規定:放手支持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要支持民主黨派積極參加兩個文明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項工作,發揮智力集團的作用。邀請他們參加有關四化建設重大問題和項目的協商討論和科學論證,鼓勵他們積極獻計獻策。支持民主黨派推動其成員在做好崗位工作的前提下,面向社會,以各種形式為建設事業貢獻知識和才能,鞏固和發展經濟科技咨詢、辦學講學、支援“老、少、邊、窮”地區開發建設等工作。支持民主黨派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鼓勵他們配合開展理想、紀律教育,協助黨和政府促進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發揮他們的成員在教育青少年方面的積極作用。黨和政府的有關部門要為他們“知情、出力”創造條件,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

    這些具體規定,極大地調動了民主黨派的積極性,開創了民主黨派為四化建設服務的新領域和新途徑。

    3.積極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

    多黨合作是以民主黨派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的。多黨合作的成效如何,既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領導水平,也取決于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是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一項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這一時期,著重就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和領導班子建設制定了相關政策方針。

    (1)在組織發展上提出鞏固與發展相結合、堅持“三個為主”的方針。建國以來,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幾經波折。l957年反右斗爭之前,各民主黨派成員最多時曾達到10萬多人。但自那時以后,各民主黨派長期停滯發展,到1966年“文革”前減至8.7萬人;再經過十年浩劫,到1979年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時僅有成員6.5萬人。1979年10月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后,民主黨派的組織建設工作開始恢復并不斷發展。1982年下半年,各民主黨派先后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把加強組織建設作為今后一項重要任務來抓。1988年11月,各民主黨派舉行座談會,形成了《關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座談會紀要》,重申各民主黨派要把發展成員作為經常性工作,把鞏固和發展結合起來,堅持以協商確定的重點分工,堅持以中上層為主,堅持以大城市為主。并根據實際情況,對個別黨派的發展范圍進行了調整。在此基礎上,19號文件重申:堅持在工作中發展,發展是為了工作;發展一批鞏固一批,鞏固與發展相結合。要支持各民主黨派在發展組織上堅持經過協商確定的各自的重點分工,堅持以大中城市為主,堅持以中上層人士為主,即發展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的人士,要注重質量。在文件精神指導下,各民主黨派的組織建設取得了可喜成績。到l988年底,各民主黨派成員總數已達到29.7萬人,是l979年成員總數的4倍多,各民主黨派在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建立了組織,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市也建立了組織。可以說,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

    (2)積極幫助民主黨派解決工作條件,推動民主黨派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實現新老合作。恢復活動后,為進一步解決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干部待遇,l983年黨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文件,將民主黨派的機關編制由4300多人增加到7500人,并提出幫助解決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干部的待遇。隨著民主黨派工作的逐步活躍,各民主黨派中央和省級領導班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領導人老化現象,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勢必影響民主黨派自身的活力和發展。l9號文件著重就實現民主黨派領導班子新老合作,提出了四項原則性建議:①民主黨派中央和省級組織長期同我黨合作的老一輩領導人,只要健在,一般都要妥善安排,可以擔任黨派的榮譽職務(如中央為名譽主席,省級為名譽主委),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和作用。②中委和中常委中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的,可安排為民主黨派的其他榮譽職務。中央可設立安排老同志的機構,省級組織不設此機構,只設顧問一類的榮譽職務。③在中央和省級領導班子、工作班子中要大膽引進新人,不搞論資排輩。要規定引進新人的適當年齡界限,形成梯形的年齡結構,不搞終身制,以避免老化循環。④引進新人要注意吸收對臺灣、港澳和海外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士。同時也要注意選拔品學兼優或有組織和對外活動能力的對象。文件還特別強調:要把幫助民主黨派培養、選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進入領導班子,作為堅持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作出安排,認真抓好。在這一方針政策指導下,各民主黨派都相繼調整了領導班子,一批老一輩的領導人轉入榮譽職務,繼續發揮作用,一批中年骨干進入各級領導班子。自此,民主黨派領導班子進入新老合作階段,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老合作與交替,以及90年代末的新老交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

    中共對各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應有之義,也是這一制度得以發展和完善的前提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同時努力改善黨的領導的思想。這其中自然包括堅持、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19號文件在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方面提出了以下幾點要求:①在指導思想上,要解放思想,樹立新觀念和新作風,堅決克服“左”的影響和因循守舊思想。既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懷疑黨的統戰政策、輕視統戰工作的思想和做法,又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放棄黨對統戰工作領導、任其自流的傾向。②各級黨委必須貫徹執行中央的民主黨派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對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充分信任,不應歧視和戒備;切實尊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性,不要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代替他們決定重大問題;要在方針政策和具體方法上給以幫助,誠懇地提出建議和意見,但不要強加于人。③各級黨委要把對民主黨派工作列入議事日程,討論和檢查統戰工作包括民主黨派工作。黨委主要負責同志應經常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見面,同他們交朋友,談思想,虛心傾聽意見,請他們參加有關會議,了解有關情況,閱讀有關文件。④統戰部門要經常檢查對民主黨派政策的執行情況,加強同民主黨派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聯系,并給以熱情關心和幫助,真正成為黨外人士之家;在工作作風上,要克服包辦代替的做法。對某些人事糾紛,我們的態度要超脫,要公正,不偏袒一方,積極幫助他們協調關系,增強團結。

     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堅持和完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十年時間里,隨著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突破和諸多方針政策的相繼實施,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和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為推動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民主黨派成員所提的一份方案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并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

    正當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健康穩步發展、多黨合作制度不斷完善的時候,國際國內相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風波。在國外,l989年前后,蘇聯以及東歐八個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實行多黨制,出現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變質的重大事件。一時間,國際共運處于低潮,國際敵對勢力不斷向我施壓。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提上日程,社會上一些人受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質疑。有些人誣蔑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主張搞多黨競爭制;也有人提出將八個民主黨派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黨,同共產黨競爭,輪流執政;還有人蠢蠢欲動,組建各種政黨組織和社會團體。在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期間,這些人的政治主張暴露無遺。在這種嚴峻事實面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還要不要堅持下去,還能不能堅持下去,以及如何堅持下去?這些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就成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首要解決的課題。

    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和我國“六四”政治風波的深刻教訓,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問題上,遵照鄧小平同志的囑托,制定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發[1989]14號,以下簡稱l4號文件)。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要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及如何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從而把我國多黨合作事業進一步向前推進。

    (一)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1.第一次把我國民主黨派定性為“參政黨”,進一步明確了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

    經過鄧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在理論上雖然明確了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也不是反對黨,而是同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但對民主黨派到底冠以什么黨,還不是很明確。有些人認為民主黨派是“次執政黨”或“亞執政黨”,也有人認為是“議政黨”、“資政黨”,還有人把民主黨派的“參政”解釋為“參與執政”,甚至有人還斷言“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是執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解決民主黨派的定性問題,明確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以徹底澄清人們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的種種疑團。l4號文件明確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

    把民主黨派冠以“參政黨”,明確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是執政黨同參政黨的關系,在我國多黨合作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它是對鄧小平同志關于民主黨派性質、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將我國的民主黨派與西方的在野黨和反對黨嚴格區別開來了,從而徹底澄清了社會上一些人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同時為民主黨派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2.第一次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載入憲法,并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使這一制度有了法理依據

    鄧小平同志將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上升到國家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認識,是我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還沒有載入憲法,這就難免在實踐中出現一些人為因素的干擾和破壞。l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第一次寫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這標志著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完成了憲法化進程。自此,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一樣,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大大提升了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多黨合作制度入憲,今后若不認真堅持和執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構成違憲,這就突破了道德層面、文件層面的規定和制約,為在實踐中更好地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據。

    在此基礎上,l99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將堅持完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納入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政治綱領,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方略的內容之一。這樣,多黨合作制度不僅列入了國家憲法的框架體系,而且寫進了執政黨的基本綱領,從而成為由國家意志和執政黨意志雙重維護的穩固的制度,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3.第一次提出了衡量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標準

    科學把握衡量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標準,是準確認識這一制度優越性的前提條件。江澤民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鄧小平同志關于我國政黨制度的有關理論,在2000年第l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首次系統、完整地提出了衡量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標準。他指出:“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一是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三是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是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這幾條標準中,最重要的尺度是看政黨制度是否適合本國國情。國情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存在的總和。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都要以本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為依據,絕不能脫離自身條件去照搬他國模式。除了適合基本國情這一標準外,還列出了四條具體標準,這實際上是就政黨制度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實際效果的層面來講的,有很強的指導性和操作性。

    標準的完整提出,為人們科學認識和把握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客觀認識世界其他國家的政黨制度、進而有效抵御西方多黨制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把鑰匙。

    4.精辟概括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顯著特征和獨特優勢

    19號文件中提到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不同于蘇聯等國的一黨制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但它到底有什么特征,優點又體現在哪些方面等等問題,還不是很明確。這樣,社會上對我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越性等就難免出現一些分歧。為此,14號文件首先指出: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或兩黨制,也有別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2000年12月,江澤民同志在第1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20字是對我國政黨制度基本特征的科學概括,精辟地闡明了我國核心一元性(一黨領導、一黨執政)與結構多元性(多黨合作、多黨參政)相統一的政黨政治格局,明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在政治上的領導與被領導、在政權上的執政與參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團結合作關系,與別國的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嚴格區別開來,這有助于人們加深對我國多黨合作制的性質、優越性的理解。

    這種獨特的政黨關系,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既避免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而造成的政治動蕩,又避免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而導致的種種弊端,能夠有效地整合社會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要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精力進行國家建設,表現出巨大的政治優勢。

    5.科學分析了我國民主黨派進步性與廣泛性的內涵

    認識民主黨派進步性和廣泛性的基本內涵,是正確認識民主黨派性質和特點、做好民主黨派發展工作的一個思想前提。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的認識并不是很清楚。有的人片面強調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把它作為共產黨的延伸,在實際工作中按共產黨的標準要求民主黨派,有的民主黨派成員提出,民主黨派也要按“三個代表”的目標加強自身建設;有的人片面強調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把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拉開距離。針對這些片面的認識,江澤民同志在第1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是與它們積極參加我們黨領導的建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歷史偉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現階段,這種進步性集中體現為各民主黨派同我們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是同其社會基礎及自身特點聯系在一起的。各民主黨派的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體,負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它們所聯系的各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與要求的責任。

    江澤民同志對民主黨派進步性和廣泛性內涵的科學闡述,澄清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認識,為在實踐中準確把握民主黨派的性質和特點、加強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政策措施的發展和完善

    1.明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和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的總原則

    民主黨派作為我國的參政黨,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基本點是什么,一直還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規定。這也是一些人把參政黨看作“參與執政”的一個緣由。為此,14號文件明確規定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即: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這“一個參加、三個參與”,針對性和操作性都很強。它的提出與確立,一方面澄清了人們在“參政黨”內涵上的一些認識誤區,另一方面為民主黨派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民主監督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主黨派的一項重要職能。民主監督的原則是什么?它同西方國家多黨競爭制度下的政黨監督有什么不同?類似這樣的問題,一直以來人們還不是很清楚。有些人認為,既然在我國存在多黨,“十六字方針”也規定了中共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那么就應該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政黨之間的分權和制衡。為澄清這種錯誤認識,14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民主監督的總原則,這就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鼓勵和支持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提出意見、批評、建議,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且勇于堅持正確的意見。這一原則的提出,從根本上劃清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的民主監督同西方多黨制條件下的黨派監督的界限,消除西方國家多黨制黨派監督的影響,同時指導民主黨派有效地發揮民主監督作用,有著很強的指導作用。

    2.規定了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合作與協商的政治準則和具體形式

    在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中共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和政治協商是要遵循一定政治準則的,否則合作和協商難以取得實效。1997年12月江澤民同志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總結多年來多黨合作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四條準則:堅持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這一政治準則的提出,從根本上規范了中共同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與協商。

    在合作共事與政治協商的具體形式上,l4號文件作了進一步明確規定。概括起來主要有: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就中共中央將要提出的大政方針問題進行協商。這種會議一般每年舉行一次。②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根據形勢需要,不定期地邀請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高層次、小范圍的談心活動,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自由交談、溝通思想、征求意見。③由中共召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通報或交流重要情況,傳達重要文件,聽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議或討論某些專題。這種會議大體每兩月舉行一次。重大事件隨時通報。有的座談會亦可委托中共全國政協黨組舉行。④除會議協商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可就國家大政方針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的政策性建議,也可約請中共中央負責人交談。

    所有這些,較之19號文件的政策規定,不僅在協商的內容、協商的時間更加明確,而且協商的層次、范圍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時協商的形式更加多樣,協商的渠道進一步拓寬。這表明,中共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之間的合作和政治協商開始走向規范化、有序化,其運行機制日臻完善。

    3.明確了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系列政策

    14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選派、薦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機構中任職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是舉薦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入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二是確保他們在這些機構中發揮作用。

    就第一方面而言,14號文件提出:①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在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和人大常設專門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市、州、縣人大中占有適當的比例。②應采取切實措施,選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和縣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領導職務。③推舉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檢察、審判機關的領導職務。聘請一批符合條件和有專門知識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等。④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協常委和政協領導成員中占有一定比例。

    就第二方面的政策措施來看,主要包括:①中共人大黨組成員應與擔任人大領導職務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經常交流情況,溝通思想,交換意見。②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討論工作時,可視需要邀請有關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列席。③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可聘請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兼職、任顧問或參加咨詢機構,也可就某些專題,請民主黨派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④政府監察、審計、工商等部門組織的重大案件的調查,以及稅收等檢查,可吸收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參加。⑤在政協的各種會議上,要切實保障政協委員提出批評的自由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在政協會議上,民主黨派可以本黨派名義發言、提出提案。

    不難看出,這些政策規定比l9號文件的規定更加細化、措施更到位、操作性更強。它的出臺與實施,使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開始步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4.規范了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人民政協性質的撥亂反正,人民政協工作得到快速發展。在此基礎上,199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作了進一步規定。

    《通知》指出:人民政協是我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要在決策之前與政協進行協商。不是同級黨委常委的地方政協的黨員主席或黨組書記,可請他們列席黨委常委會議和其他有關重要會議。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時,可視需要邀請政協有關領導列席。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切實貫徹執行政協全國委員會提出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內容、形式和程序等各項規定。

    這些規定的出臺,極大地推動了人民政協工作的發展,促進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中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發揮。

    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創新與發展

    隨著l989年14號文件的頒布實施,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基礎進一步鞏固,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各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進入新世紀后,國際國內發生深刻變化。國際上,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信息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一些國家在西方勢力支持、干預下相繼發生“顏色革命”,西方國家加快了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和政治滲透的進程,其首要目標就是改變我國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矛盾多發期、易發期。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對我國政治社會的挑戰,深入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14號文件頒布實施以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成果和成功經驗,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著眼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先后制定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發[2005]5號,以下簡稱2005年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發[2006]5號,以下簡稱2006年5號文件)兩個重要文件,就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開創了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的新階段。

    (一)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1.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提到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來認識

    2005年5號文件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同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這里,一方面肯定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把它提高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重要內容的角度來認識,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標志。在政治文明中,政治制度處于核心地位,政黨制度則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時代是政黨政治的時代,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政黨政治。這表明,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符合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要求的,是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因此,在實踐中始終堅持、不斷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是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做出貢獻。只有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提到這樣一種全新的高度來認識,才能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從新的視角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2.從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高度,提出加強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建設

    政治發展道路對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政治制度發展起著方向性、指導性的關鍵作用。發展的道路不同,必然產生和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必然要求有一條獨特的政治發展道路。2002年江澤民同志在“5·31”講話中指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自己選擇的政治發展道路充滿信心,將堅定不移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推向前進。”中共十六大后,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2005年2月4日,在2005年5號文件頒發前夕,胡錦濤同志在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制度建設提出了五點要求,其中首要的一條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并指出“這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完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一條重要經驗”。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2005年5號文件的核心所在,也是加強我國政治制度建設和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建設的核心。

    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作為新世紀我國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建設的首要要求,這就為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和明確的指導方向。

    3.鞏固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必須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

    政黨是政黨制度的主體,政黨關系是政黨制度中最基本的關系,在國家政治社會的諸多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在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黨格局。這一政黨格局是我國政黨制度基本特征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系的精辟概括。

    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7月召開的第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中,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著重提出政黨關系在我國政治和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等五個方面是我國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的重大關系。這其中,正確處理政黨關系即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鞏固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關鍵所在。胡錦濤還指出:正確處理我國政黨關系,要注重把握好四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又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二是既要不斷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又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參政議政作用;三是既要重視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思想引導工作,又要真誠接受他們的民主監督;四是既要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又要積極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正確認識和處理好這四個方面的關系,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4.對民主黨派性質作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完善,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結構多樣化趨勢日趨明顯,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就是出現了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在內新的社會階層,這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的新現象。中共十六大將這些新的社會階層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2005年5號文件從民主黨派構成的社會基礎、自身狀況和它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地位出發,對民主黨派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揮,指出:“在新世紀新階段,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同之前對民主黨派社會性質的定位相比,2005年5號文件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將新的社會階層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并納入民主黨派的政治聯盟,為民主黨派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巨大的潛力。二是明確將“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作為民主黨派的基本內涵,進一步統一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

    這樣,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政黨”、到l 4號文件的“兩者聯盟”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再到2005年5號文件的“三者聯盟”的“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的“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至此形成了一個有著豐富內容的完整表述,既體現了中共在這一問題上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又為民主黨派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理論支撐。

    5.首次明確了無黨派人士在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

    我國的無黨派人士群體是20世紀初伴隨著政黨產生而出現的,他們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工作對象,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部分,在多黨合作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長期以來,黨的文件對無黨派人士的稱謂特別是在我國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作用等重大問題還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闡述,使得一些人難免產生片面認識,也不利于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為此,2005年5號文件對這些重大問題作了完整闡述。在無黨派人士的界定上,指出:“無黨派人士是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在無黨派人士的地位上,指出“無黨派人士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上,指出:“發揮無黨派人士的作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必然要求。”“要充分發揮無黨派人士的自身優勢,鼓勵和支持無黨派人士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中發揮積極作用。”在無黨派人士的培養、選拔和任用上,提出“要積極穩妥地培養、選拔和安排新一代無黨派代表人士,推進新老交替。”

    如此完整地界定無黨派人士、闡述他們在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把無黨派人士完整地納入我國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之中,充分肯定了其地位、職能和作用,這就使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更加豐富,為我們做好無黨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為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強大動力。

    6.對人民政協理論作了極大豐富和發展

    隨著新時期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發展,人民政協工作也需要不斷予以完善和發展。2006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2006年5號文件,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對人民政協工作頒發的文件。文件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工作的成功經驗,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和江澤民兩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人民政協的理論,把我國人民政協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文件明確指出:人民政協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強調:“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善于運用人民政協這一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文件還明確提出了人民政協在新世紀新階段的任務、必須堅持的原則,對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主要內容、主要形式和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性質、主要內容、主要形式以及人民政協參政議政的內容、形式和途徑等作了具體規定,同時還提出要切實抓好人民政協的自身建設、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

    人民政協作為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理論上的發展和完善,尤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的提出,必將大大推動人民政協工作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政策措施的健全與深化

    1.對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提出了明確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民主黨自身建設尤其是組織建設的健康發展,民主黨派領導班子建設經過80年代的新老合作、新老合作與交替過程,再經過l997年的換屆,順利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老交替,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中青年成員走上民主黨派的各級領導崗位。這批中青年成員主要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長期接受黨的培養,年富力強,視野廣闊,知識面寬,思想活躍,層次較高,具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但從成長環境和政治閱歷上看,他們絕大多數是上世紀80年代末加入民主黨派、90年代開始走上領導崗位的,缺少老一輩與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的經歷,對多黨合作歷史特別是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認識還不深。在成員結構發生新的變化的情況下,民主黨派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進一步搞好政治交接,就成為關系到民主黨派長期發展、關系到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胡錦濤同志從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高度,對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提出了明確要求。2006年1月24日在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胡錦濤同志專門對民主黨派換屆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特別強調換屆工作要突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一主題,遵循多黨合作的政治準則,符合政治交接、優化結構和健全機制的總要求。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各級統戰部門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積極協助各民主黨派選好人,配好班子,搞好政治交接,推動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穩步發展。隨著這一工作的逐步開展和完成,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也將走上規范化、制度化軌道,從而保證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后繼有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目標。

    2.把發展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根本任務

     民主黨派作為同中共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在國家經濟社會中自然承擔著相應的歷史責任。在新世紀新階段,這一歷史責任就是搞好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2005年5號文件指出:“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要牢牢把握發展這個根本任務。”
把發展作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和政治協商的第一要務,充分表明了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之間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親密情感,為民主黨派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政治協商作用指明了方向。

     3.規范了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內容、程序和形式

     2005年5號文件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民主黨派發揮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其原則、形式、內容和程序作了進一步完善和規范。

     在政治協商方面:①首次明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作為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②提出政治協商包括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協商,主要采取民主協商會、小范圍談心會、座談會等會議協商形式,以及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建議;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③規范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的內容和程序,并提出“要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要求,推進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在參政議政方面,著重就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職務的安排、參政議政的形式、內容和渠道作了進一步規定:①重點在涉及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知識分子、專業技術性強的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選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②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班子中要注意選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各級政府機構設置情況,明確需要選配的工作部門的適當比例。④各級法院、檢察院要逐步選配符合任職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重點做好省級法院、檢察院領導職務的選配工作。⑤在政協中,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占有較大比例。⑥要進一步加強政府與民主黨派聯系,拓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揮參政議政作用的渠道,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發揮參政議政作用積極創造條件。

    在民主監督方面,2005年5號文件指出: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監督,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監督的主要內容是: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情況,中共各級黨委依法執政及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況。這一規定,深刻揭示了我國民主監督是多黨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進行的政黨之間的政治監督,是一種善意的、建設性的監督,其目的是更好地致力于共同事業,實現共同目標,而不是像西方政黨那樣相互傾軋、爾虞我詐,把對方搞垮。為確保民主黨派的監督切實有效,文件還對民主監督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提出要拓寬民主監督的渠道、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

    可以看出,同之前的政策措施相比,2005年5號文件對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方面的政策規定,力度大,針對性強,措施到位,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這充分表明,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完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履行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能已進入制度化、規范化階段。

    4.確立了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

    2002年各民主黨派代表大會修訂《章程》時,從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特點出發,提出了各自及黨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根據新階段民主黨派社會基礎和自身狀況的變化,2005年5號文件提出加大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力度,并特別重申了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即:支持民主黨派根據各自章程規定的參政黨建設目標,按照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體現政治聯盟特點、體現進步性和廣泛性相統一的原則,以思想建設為核心,以組織建設為基礎,以制度建設為保障,把自身建設提高到新的水平。按照這一目標、原則,文件著重就民主黨派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

    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目標、原則和要求的明確提出,必將大大推進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步伐,推動民主黨派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不斷提高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能力和水平,與中國共產黨一道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

    5.明確了加強和改善黨對多黨合作事業的領導

    2005年5號文件從五個方面就加強和改善黨對多黨合作的領導提出了明確要求:①進一步強調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要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勝利發展的戰略高度,進一步提高認識。②進一步明確領導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③對改進領導方法提出了明確要求,如要善于通過廣泛深入的協商和討論,使黨的主張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識,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支持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處理內部事務等。④對中共黨委重視多黨合作和民主黨派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包括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定期研究,納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的教學計劃,納入黨委宣傳部門和主要新聞媒體的宣傳計劃,黨委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要帶頭做民主黨派工作,明確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加強民主黨派工作方面的任務等。⑤要求切實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這些政策出臺,必將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確保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濟,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結語:啟示與思考

     通過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發展情況的回顧,可以明顯地看出,28年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呈現出恢復、發展和完善定型這樣三個明顯的階段。這期間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日益鞏固、完善,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多黨合作制度的理論上不斷開拓創新、與時俱進,以理論創新帶動政策措施的創新和發展。

    通過以上的回顧,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啟示:

    其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本身的認識(包括提法、定位等),經歷了一個不斷升華的過程。對多黨合作制度的定位,從剛開始提出是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到把這一制度載入憲法、再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組成部分,認識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透徹。

    其二,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和政策也是一個逐步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在發展中完善、在完善中發展,在總結經驗基礎上發展,在發展中總結經驗。可以說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其三,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同政策之間,也是一個互相推動的關系: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必然帶來相關政策措施的出臺,政策的實施又推動著理論的完善與發展。雙方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其四,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的發展與完善,是同多黨合作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最終往往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和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樣的大會形式而提出來的。

    我國多黨合作的實踐在不斷發展,這必將大大推動多黨合作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從而帶動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發展和完善,最終使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更加完善,進而大大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步伐。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刻總結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及時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大力推進多黨合作理論、政策的創新和發展,使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這期間,中共中央先后頒發了四個標志性歷史文獻,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發展階段:一是1986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中發[1986]19號),總結了建國以來多黨合作的基本經驗,明確了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闡明了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實現了理論政策方面的撥亂反正,使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得以恢復和發展。二是1989年頒發《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發[1989]14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多黨合作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從理論上進行新的概括和升華,并提出了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使我國多黨合作走上了制度化建設的軌道。三是2005年、2006年先后頒發《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發[2005]5號)、《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發[2006]5號),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頒發以來我國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的成功經驗,結合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面臨的新情況新任務,就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措施,開創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的新階段。

    一、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恢復與發展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驗教訓,著眼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全局,對民主黨派和多黨合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闡述,從根本上實現了對民主黨派性質、地位、作用認識的與時俱進,為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

     (一)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1.科學界定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兩個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對于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問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建國初期,有人認為民主黨派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因而“可有可無”;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有的人便認為民主黨派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因而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文革”結束以后,又有人認為民主黨派的存在只是其原來所聯系的階級、階層一代人的事,隨著這些人退出歷史舞臺,民主黨派自然就是“一代而亡”;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民主黨派已不再具備政黨的性質,已由過去的政黨逐漸演變為社會團體。

    政黨的性質、地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性質不明晰,地位不明確,勢必影響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影響其作用的正常發揮。建國以后,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階級結構的變化,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成員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科學界定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直接關系著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性質、目標和發展方向,成為必須首先厘清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

    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貢獻。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成為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視的作用”。這一判斷,是對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在民主黨派問題上的思想大解放和撥亂反正,它從根本上糾正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把民主黨派當作資產階級性政黨的錯誤,創造性地解決了在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條件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存在、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這一重大的理論突破,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直接推動了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政策基礎。在此基礎上,1986年7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中發[1986]19號,以下簡稱19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為主體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各民主黨派都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而是同我們黨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民主黨派不僅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開展統戰工作、促進祖國統一、進行四化建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

    2.把多黨合作制度納入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疇

    建國后的一個較長時間里,對多黨合作制度缺乏準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后,社會上一些人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制推崇備至、頂禮膜拜。面對這種錯誤認識,鄧小平同志把多黨合作制度同我國的政治制度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和優點。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在此基礎上,l9號文件明確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派合作,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它不同于蘇聯等國只有一個黨,也根本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之間“親密友黨”的新型政黨關系,“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所無法比擬的”。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在充分肯定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的同時,進一步指出,“決不能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提出“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把我國多黨合作納入國家政治制度的范疇,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建國以來是第一次。從理論上講,有助于人們從國家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考察和認識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了解它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我國的基本國情從根本上決定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又從根本上決定了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就必須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的國情基礎與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的這種內在聯系,為在實踐中堅持、發展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

    3.將多黨合作的“八字方針”發展為“十六字方針”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確立為中共處理與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方針。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根據時代的發展要求和民主黨派性質的變化,創造性地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1981年12月至l98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15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在會議上提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統一戰線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法寶。今后,中國共產黨同黨外朋友的關系,應當成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關系。”l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作為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和處理中共同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

    “十六字方針”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科學認識和分析民主黨派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為適應新時期黨的歷史任務而提出來的,是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豐富和發展,為堅持和完善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現已成為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準則。同“八字方針”相比,“十六字方針”增加了新的時代內涵。主要體現在:“長期共存”反映的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在50年代,中共把與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看作是工人階級政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長期共存”;而新時期提出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是工人階級政黨同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政黨)的“長期共存"。在“長期共存”之后,又加上了“榮辱與共”,含有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同舟共濟、共患難、同奮斗之意。賦予了“互相監督”新的含義。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互相監督”成了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單向監督。新時期重新提出“互相監督”,并加上了“肝膽相照”,表明中共與民主黨派不只是一般地相互提出批評意見,而是把互相監督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字方針”形象地表述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開誠布公、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的關系,反映了中共與民主黨派新型合作關系的本質和特征。

    4.提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任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獨具特色的政治組織,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保留了下來,并繼續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文革”期間,人民政協的活動陷于停頓。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在對多黨合作事業進行撥亂反正的同時,為恢復和發展新時期人民政協工作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

    一是明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性質。鄧小平同志始終堅持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而不是國家權力機關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政協是鞏固和擴大中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也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重要組織”。針對政協章程修改中有同志建議把政協定位于權力機關的主張,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協搞成一個權力機構。政協可以討論,提出批評和建議,但無權對政府進行質詢和監督。它不同于人大,此點請注意”。鄧小平同志關于人民政協性質的確定,是對毛澤東人民政協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這從根本上抵制和否定了社會上一些人在中國實行兩院制的錯誤認識,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二是確定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任務。根據中國共產黨在80年代的三大歷史任務,從人民政協的性質出發,鄧小平同志進一步確定了新時期人民政協的任務,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他還強調:“我們相信,人民政協在為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必將發揮更重大的作用”。這些論斷,為新時期人民政協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指明了方向。

    (二)政策措施的發展

    隨著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撥亂反正和重大突破,在多黨合作的政策措施上也實現了撥亂反正和重大發展。這一時期,圍繞著恢復民主黨派的活動、充分發揮他們在服務“四化”建設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中的作用,中共相繼制定出臺了許多具有突破性的旨在推進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1.積極探索新時期多黨合作的有效形式

    1979年中共中央批準恢復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提出今后凡屬有關國家和地方的重大問題,應當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進行協商。經過幾年的實踐,19號文件對協商形式和民主監督形式作了更加明確的規定,主要包括:①要使民主協商制度化,各級黨委應當就國家政治生活、四化建設、統戰工作的重大問題認真地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協商,每年都要進行幾次。②政府有關部門要支持民主黨派的工作,有關的重大問題要多征求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③有民主黨派的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黨組織,應當經常召開民主黨派座談會,團結他們共同做好本單位工作。④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建議和批評,要及時答復和認真負責地處理。⑤要創造各種條件,進一步暢通民主渠道,充分反映各方面群眾的意見,使民主黨派能夠行使對黨和政府各級領導干部實行民主監督的權利。⑥要支持民主黨派據實揭發干部的錯誤,并且敢于堅持正確的意見,敢于把尖銳的意見講出來。

    選拔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是實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建國初期,鑒于當時國家政權形式是聯合政府,有不少民主黨派成員在政務院及其相關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l957年后民主黨派在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政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越來越少,至“文革”期間,中共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名存實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多黨合作理論的撥亂反正,中共中央出臺相關政策,選拔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的領導職務。以1983年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換屆為例,在全國人大代表中非中共黨員的比例占37.5%,比五屆人大增加10%;在全國政協委員中非中共黨員的比例占60%,比五屆政協增加20%;還有一批非中共人士走上了各級政府的領導崗位。19號文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在各級人大代表中,要堅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一定比例。政府和有關單位要積極選拔比較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到領導崗位上來。要更多地吸收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各級政協的領導工作和各項活動。切實搞好黨與非黨(包括民主黨派人士)的合作,使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黨外人士有職有權。在這些政策指導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越來越多。

    2.積極探索新時期民主黨派發揮作用的新途徑

    改革開放之初,民主黨派的主要作用是協助黨和政府落實政策。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后,各民主黨派逐步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創造性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面向社會為四化服務的活動,開創了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局面。l9號文件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新的規定:放手支持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要支持民主黨派積極參加兩個文明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項工作,發揮智力集團的作用。邀請他們參加有關四化建設重大問題和項目的協商討論和科學論證,鼓勵他們積極獻計獻策。支持民主黨派推動其成員在做好崗位工作的前提下,面向社會,以各種形式為建設事業貢獻知識和才能,鞏固和發展經濟科技咨詢、辦學講學、支援“老、少、邊、窮”地區開發建設等工作。支持民主黨派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鼓勵他們配合開展理想、紀律教育,協助黨和政府促進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發揮他們的成員在教育青少年方面的積極作用。黨和政府的有關部門要為他們“知情、出力”創造條件,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

    這些具體規定,極大地調動了民主黨派的積極性,開創了民主黨派為四化建設服務的新領域和新途徑。

    3.積極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

    多黨合作是以民主黨派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的。多黨合作的成效如何,既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領導水平,也取決于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是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一項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這一時期,著重就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和領導班子建設制定了相關政策方針。

    (1)在組織發展上提出鞏固與發展相結合、堅持“三個為主”的方針。建國以來,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幾經波折。l957年反右斗爭之前,各民主黨派成員最多時曾達到10萬多人。但自那時以后,各民主黨派長期停滯發展,到1966年“文革”前減至8.7萬人;再經過十年浩劫,到1979年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時僅有成員6.5萬人。1979年10月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后,民主黨派的組織建設工作開始恢復并不斷發展。1982年下半年,各民主黨派先后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把加強組織建設作為今后一項重要任務來抓。1988年11月,各民主黨派舉行座談會,形成了《關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座談會紀要》,重申各民主黨派要把發展成員作為經常性工作,把鞏固和發展結合起來,堅持以協商確定的重點分工,堅持以中上層為主,堅持以大城市為主。并根據實際情況,對個別黨派的發展范圍進行了調整。在此基礎上,19號文件重申:堅持在工作中發展,發展是為了工作;發展一批鞏固一批,鞏固與發展相結合。要支持各民主黨派在發展組織上堅持經過協商確定的各自的重點分工,堅持以大中城市為主,堅持以中上層人士為主,即發展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的人士,要注重質量。在文件精神指導下,各民主黨派的組織建設取得了可喜成績。到l988年底,各民主黨派成員總數已達到29.7萬人,是l979年成員總數的4倍多,各民主黨派在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建立了組織,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市也建立了組織。可以說,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

    (2)積極幫助民主黨派解決工作條件,推動民主黨派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實現新老合作。恢復活動后,為進一步解決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干部待遇,l983年黨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文件,將民主黨派的機關編制由4300多人增加到7500人,并提出幫助解決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干部的待遇。隨著民主黨派工作的逐步活躍,各民主黨派中央和省級領導班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領導人老化現象,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勢必影響民主黨派自身的活力和發展。l9號文件著重就實現民主黨派領導班子新老合作,提出了四項原則性建議:①民主黨派中央和省級組織長期同我黨合作的老一輩領導人,只要健在,一般都要妥善安排,可以擔任黨派的榮譽職務(如中央為名譽主席,省級為名譽主委),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和作用。②中委和中常委中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的,可安排為民主黨派的其他榮譽職務。中央可設立安排老同志的機構,省級組織不設此機構,只設顧問一類的榮譽職務。③在中央和省級領導班子、工作班子中要大膽引進新人,不搞論資排輩。要規定引進新人的適當年齡界限,形成梯形的年齡結構,不搞終身制,以避免老化循環。④引進新人要注意吸收對臺灣、港澳和海外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士。同時也要注意選拔品學兼優或有組織和對外活動能力的對象。文件還特別強調:要把幫助民主黨派培養、選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進入領導班子,作為堅持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作出安排,認真抓好。在這一方針政策指導下,各民主黨派都相繼調整了領導班子,一批老一輩的領導人轉入榮譽職務,繼續發揮作用,一批中年骨干進入各級領導班子。自此,民主黨派領導班子進入新老合作階段,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老合作與交替,以及90年代末的新老交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

    中共對各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應有之義,也是這一制度得以發展和完善的前提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同時努力改善黨的領導的思想。這其中自然包括堅持、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19號文件在加強和改善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方面提出了以下幾點要求:①在指導思想上,要解放思想,樹立新觀念和新作風,堅決克服“左”的影響和因循守舊思想。既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懷疑黨的統戰政策、輕視統戰工作的思想和做法,又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放棄黨對統戰工作領導、任其自流的傾向。②各級黨委必須貫徹執行中央的民主黨派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對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充分信任,不應歧視和戒備;切實尊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性,不要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代替他們決定重大問題;要在方針政策和具體方法上給以幫助,誠懇地提出建議和意見,但不要強加于人。③各級黨委要把對民主黨派工作列入議事日程,討論和檢查統戰工作包括民主黨派工作。黨委主要負責同志應經常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見面,同他們交朋友,談思想,虛心傾聽意見,請他們參加有關會議,了解有關情況,閱讀有關文件。④統戰部門要經常檢查對民主黨派政策的執行情況,加強同民主黨派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聯系,并給以熱情關心和幫助,真正成為黨外人士之家;在工作作風上,要克服包辦代替的做法。對某些人事糾紛,我們的態度要超脫,要公正,不偏袒一方,積極幫助他們協調關系,增強團結。

     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堅持和完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十年時間里,隨著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突破和諸多方針政策的相繼實施,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和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為推動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民主黨派成員所提的一份方案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并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

    正當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健康穩步發展、多黨合作制度不斷完善的時候,國際國內相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風波。在國外,l989年前后,蘇聯以及東歐八個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實行多黨制,出現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變質的重大事件。一時間,國際共運處于低潮,國際敵對勢力不斷向我施壓。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提上日程,社會上一些人受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質疑。有些人誣蔑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主張搞多黨競爭制;也有人提出將八個民主黨派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黨,同共產黨競爭,輪流執政;還有人蠢蠢欲動,組建各種政黨組織和社會團體。在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期間,這些人的政治主張暴露無遺。在這種嚴峻事實面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還要不要堅持下去,還能不能堅持下去,以及如何堅持下去?這些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就成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首要解決的課題。

    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和我國“六四”政治風波的深刻教訓,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問題上,遵照鄧小平同志的囑托,制定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發[1989]14號,以下簡稱l4號文件)。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要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及如何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從而把我國多黨合作事業進一步向前推進。

    (一)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1.第一次把我國民主黨派定性為“參政黨”,進一步明確了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

    經過鄧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在理論上雖然明確了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也不是反對黨,而是同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但對民主黨派到底冠以什么黨,還不是很明確。有些人認為民主黨派是“次執政黨”或“亞執政黨”,也有人認為是“議政黨”、“資政黨”,還有人把民主黨派的“參政”解釋為“參與執政”,甚至有人還斷言“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是執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解決民主黨派的定性問題,明確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以徹底澄清人們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的種種疑團。l4號文件明確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

    把民主黨派冠以“參政黨”,明確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系是執政黨同參政黨的關系,在我國多黨合作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它是對鄧小平同志關于民主黨派性質、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將我國的民主黨派與西方的在野黨和反對黨嚴格區別開來了,從而徹底澄清了社會上一些人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同時為民主黨派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2.第一次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載入憲法,并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使這一制度有了法理依據

    鄧小平同志將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上升到國家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認識,是我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還沒有載入憲法,這就難免在實踐中出現一些人為因素的干擾和破壞。l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第一次寫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這標志著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完成了憲法化進程。自此,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一樣,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大大提升了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多黨合作制度入憲,今后若不認真堅持和執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構成違憲,這就突破了道德層面、文件層面的規定和制約,為在實踐中更好地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據。

    在此基礎上,l99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將堅持完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納入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政治綱領,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方略的內容之一。這樣,多黨合作制度不僅列入了國家憲法的框架體系,而且寫進了執政黨的基本綱領,從而成為由國家意志和執政黨意志雙重維護的穩固的制度,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3.第一次提出了衡量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標準

    科學把握衡量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標準,是準確認識這一制度優越性的前提條件。江澤民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鄧小平同志關于我國政黨制度的有關理論,在2000年第l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首次系統、完整地提出了衡量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標準。他指出:“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一是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三是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是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這幾條標準中,最重要的尺度是看政黨制度是否適合本國國情。國情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存在的總和。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都要以本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為依據,絕不能脫離自身條件去照搬他國模式。除了適合基本國情這一標準外,還列出了四條具體標準,這實際上是就政黨制度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實際效果的層面來講的,有很強的指導性和操作性。

    標準的完整提出,為人們科學認識和把握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客觀認識世界其他國家的政黨制度、進而有效抵御西方多黨制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把鑰匙。

    4.精辟概括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顯著特征和獨特優勢

    19號文件中提到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不同于蘇聯等國的一黨制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但它到底有什么特征,優點又體現在哪些方面等等問題,還不是很明確。這樣,社會上對我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越性等就難免出現一些分歧。為此,14號文件首先指出: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或兩黨制,也有別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2000年12月,江澤民同志在第1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20字是對我國政黨制度基本特征的科學概括,精辟地闡明了我國核心一元性(一黨領導、一黨執政)與結構多元性(多黨合作、多黨參政)相統一的政黨政治格局,明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在政治上的領導與被領導、在政權上的執政與參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團結合作關系,與別國的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嚴格區別開來,這有助于人們加深對我國多黨合作制的性質、優越性的理解。

    這種獨特的政黨關系,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既避免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而造成的政治動蕩,又避免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而導致的種種弊端,能夠有效地整合社會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要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精力進行國家建設,表現出巨大的政治優勢。

    5.科學分析了我國民主黨派進步性與廣泛性的內涵

    認識民主黨派進步性和廣泛性的基本內涵,是正確認識民主黨派性質和特點、做好民主黨派發展工作的一個思想前提。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的認識并不是很清楚。有的人片面強調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把它作為共產黨的延伸,在實際工作中按共產黨的標準要求民主黨派,有的民主黨派成員提出,民主黨派也要按“三個代表”的目標加強自身建設;有的人片面強調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把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拉開距離。針對這些片面的認識,江澤民同志在第1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是與它們積極參加我們黨領導的建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歷史偉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現階段,這種進步性集中體現為各民主黨派同我們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是同其社會基礎及自身特點聯系在一起的。各民主黨派的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體,負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它們所聯系的各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與要求的責任。

    江澤民同志對民主黨派進步性和廣泛性內涵的科學闡述,澄清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認識,為在實踐中準確把握民主黨派的性質和特點、加強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政策措施的發展和完善

    1.明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和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的總原則

    民主黨派作為我國的參政黨,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基本點是什么,一直還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規定。這也是一些人把參政黨看作“參與執政”的一個緣由。為此,14號文件明確規定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即: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這“一個參加、三個參與”,針對性和操作性都很強。它的提出與確立,一方面澄清了人們在“參政黨”內涵上的一些認識誤區,另一方面為民主黨派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民主監督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主黨派的一項重要職能。民主監督的原則是什么?它同西方國家多黨競爭制度下的政黨監督有什么不同?類似這樣的問題,一直以來人們還不是很清楚。有些人認為,既然在我國存在多黨,“十六字方針”也規定了中共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那么就應該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政黨之間的分權和制衡。為澄清這種錯誤認識,14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民主監督的總原則,這就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鼓勵和支持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提出意見、批評、建議,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且勇于堅持正確的意見。這一原則的提出,從根本上劃清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的民主監督同西方多黨制條件下的黨派監督的界限,消除西方國家多黨制黨派監督的影響,同時指導民主黨派有效地發揮民主監督作用,有著很強的指導作用。

    2.規定了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合作與協商的政治準則和具體形式

    在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中共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和政治協商是要遵循一定政治準則的,否則合作和協商難以取得實效。1997年12月江澤民同志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總結多年來多黨合作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四條準則:堅持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這一政治準則的提出,從根本上規范了中共同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與協商。

    在合作共事與政治協商的具體形式上,l4號文件作了進一步明確規定。概括起來主要有: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就中共中央將要提出的大政方針問題進行協商。這種會議一般每年舉行一次。②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根據形勢需要,不定期地邀請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高層次、小范圍的談心活動,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自由交談、溝通思想、征求意見。③由中共召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通報或交流重要情況,傳達重要文件,聽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議或討論某些專題。這種會議大體每兩月舉行一次。重大事件隨時通報。有的座談會亦可委托中共全國政協黨組舉行。④除會議協商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可就國家大政方針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的政策性建議,也可約請中共中央負責人交談。

    所有這些,較之19號文件的政策規定,不僅在協商的內容、協商的時間更加明確,而且協商的層次、范圍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時協商的形式更加多樣,協商的渠道進一步拓寬。這表明,中共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之間的合作和政治協商開始走向規范化、有序化,其運行機制日臻完善。

    3.明確了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系列政策

    14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選派、薦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機構中任職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是舉薦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入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二是確保他們在這些機構中發揮作用。

    就第一方面而言,14號文件提出:①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在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和人大常設專門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市、州、縣人大中占有適當的比例。②應采取切實措施,選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和縣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領導職務。③推舉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檢察、審判機關的領導職務。聘請一批符合條件和有專門知識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等。④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協常委和政協領導成員中占有一定比例。

    就第二方面的政策措施來看,主要包括:①中共人大黨組成員應與擔任人大領導職務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經常交流情況,溝通思想,交換意見。②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討論工作時,可視需要邀請有關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列席。③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可聘請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兼職、任顧問或參加咨詢機構,也可就某些專題,請民主黨派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④政府監察、審計、工商等部門組織的重大案件的調查,以及稅收等檢查,可吸收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參加。⑤在政協的各種會議上,要切實保障政協委員提出批評的自由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在政協會議上,民主黨派可以本黨派名義發言、提出提案。

    不難看出,這些政策規定比l9號文件的規定更加細化、措施更到位、操作性更強。它的出臺與實施,使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開始步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4.規范了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人民政協性質的撥亂反正,人民政協工作得到快速發展。在此基礎上,199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作了進一步規定。

    《通知》指出:人民政協是我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要在決策之前與政協進行協商。不是同級黨委常委的地方政協的黨員主席或黨組書記,可請他們列席黨委常委會議和其他有關重要會議。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時,可視需要邀請政協有關領導列席。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切實貫徹執行政協全國委員會提出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內容、形式和程序等各項規定。

    這些規定的出臺,極大地推動了人民政協工作的發展,促進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中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發揮。

    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創新與發展

    隨著l989年14號文件的頒布實施,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基礎進一步鞏固,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各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進入新世紀后,國際國內發生深刻變化。國際上,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信息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一些國家在西方勢力支持、干預下相繼發生“顏色革命”,西方國家加快了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和政治滲透的進程,其首要目標就是改變我國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矛盾多發期、易發期。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對我國政治社會的挑戰,深入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14號文件頒布實施以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成果和成功經驗,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著眼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先后制定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發[2005]5號,以下簡稱2005年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發[2006]5號,以下簡稱2006年5號文件)兩個重要文件,就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開創了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的新階段。

    (一)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1.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提到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來認識

    2005年5號文件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同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這里,一方面肯定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把它提高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重要內容的角度來認識,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標志。在政治文明中,政治制度處于核心地位,政黨制度則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時代是政黨政治的時代,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政黨政治。這表明,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符合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要求的,是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因此,在實踐中始終堅持、不斷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是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做出貢獻。只有把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提到這樣一種全新的高度來認識,才能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從新的視角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2.從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高度,提出加強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建設

    政治發展道路對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政治制度發展起著方向性、指導性的關鍵作用。發展的道路不同,必然產生和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必然要求有一條獨特的政治發展道路。2002年江澤民同志在“5·31”講話中指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自己選擇的政治發展道路充滿信心,將堅定不移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推向前進。”中共十六大后,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2005年2月4日,在2005年5號文件頒發前夕,胡錦濤同志在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制度建設提出了五點要求,其中首要的一條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并指出“這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完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一條重要經驗”。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2005年5號文件的核心所在,也是加強我國政治制度建設和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建設的核心。

    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作為新世紀我國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建設的首要要求,這就為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和明確的指導方向。

    3.鞏固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必須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

    政黨是政黨制度的主體,政黨關系是政黨制度中最基本的關系,在國家政治社會的諸多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在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黨格局。這一政黨格局是我國政黨制度基本特征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系的精辟概括。

    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7月召開的第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中,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著重提出政黨關系在我國政治和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等五個方面是我國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的重大關系。這其中,正確處理政黨關系即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鞏固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關鍵所在。胡錦濤還指出:正確處理我國政黨關系,要注重把握好四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又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二是既要不斷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又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參政議政作用;三是既要重視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思想引導工作,又要真誠接受他們的民主監督;四是既要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又要積極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正確認識和處理好這四個方面的關系,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4.對民主黨派性質作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完善,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結構多樣化趨勢日趨明顯,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就是出現了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在內新的社會階層,這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的新現象。中共十六大將這些新的社會階層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2005年5號文件從民主黨派構成的社會基礎、自身狀況和它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地位出發,對民主黨派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揮,指出:“在新世紀新階段,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同之前對民主黨派社會性質的定位相比,2005年5號文件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將新的社會階層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并納入民主黨派的政治聯盟,為民主黨派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巨大的潛力。二是明確將“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作為民主黨派的基本內涵,進一步統一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

    這樣,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政黨”、到l 4號文件的“兩者聯盟”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再到2005年5號文件的“三者聯盟”的“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的“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至此形成了一個有著豐富內容的完整表述,既體現了中共在這一問題上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又為民主黨派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理論支撐。

    5.首次明確了無黨派人士在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

    我國的無黨派人士群體是20世紀初伴隨著政黨產生而出現的,他們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工作對象,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部分,在多黨合作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長期以來,黨的文件對無黨派人士的稱謂特別是在我國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作用等重大問題還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闡述,使得一些人難免產生片面認識,也不利于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為此,2005年5號文件對這些重大問題作了完整闡述。在無黨派人士的界定上,指出:“無黨派人士是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在無黨派人士的地位上,指出“無黨派人士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上,指出:“發揮無黨派人士的作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必然要求。”“要充分發揮無黨派人士的自身優勢,鼓勵和支持無黨派人士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中發揮積極作用。”在無黨派人士的培養、選拔和任用上,提出“要積極穩妥地培養、選拔和安排新一代無黨派代表人士,推進新老交替。”

    如此完整地界定無黨派人士、闡述他們在多黨合作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把無黨派人士完整地納入我國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之中,充分肯定了其地位、職能和作用,這就使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更加豐富,為我們做好無黨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為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強大動力。

    6.對人民政協理論作了極大豐富和發展

    隨著新時期我國多黨合作理論的發展,人民政協工作也需要不斷予以完善和發展。2006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2006年5號文件,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對人民政協工作頒發的文件。文件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工作的成功經驗,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和江澤民兩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人民政協的理論,把我國人民政協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文件明確指出:人民政協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強調:“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善于運用人民政協這一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文件還明確提出了人民政協在新世紀新階段的任務、必須堅持的原則,對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主要內容、主要形式和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性質、主要內容、主要形式以及人民政協參政議政的內容、形式和途徑等作了具體規定,同時還提出要切實抓好人民政協的自身建設、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

    人民政協作為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理論上的發展和完善,尤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的提出,必將大大推動人民政協工作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政策措施的健全與深化

    1.對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提出了明確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民主黨自身建設尤其是組織建設的健康發展,民主黨派領導班子建設經過80年代的新老合作、新老合作與交替過程,再經過l997年的換屆,順利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老交替,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中青年成員走上民主黨派的各級領導崗位。這批中青年成員主要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長期接受黨的培養,年富力強,視野廣闊,知識面寬,思想活躍,層次較高,具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但從成長環境和政治閱歷上看,他們絕大多數是上世紀80年代末加入民主黨派、90年代開始走上領導崗位的,缺少老一輩與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的經歷,對多黨合作歷史特別是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認識還不深。在成員結構發生新的變化的情況下,民主黨派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進一步搞好政治交接,就成為關系到民主黨派長期發展、關系到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胡錦濤同志從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高度,對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提出了明確要求。2006年1月24日在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胡錦濤同志專門對民主黨派換屆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特別強調換屆工作要突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一主題,遵循多黨合作的政治準則,符合政治交接、優化結構和健全機制的總要求。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各級統戰部門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積極協助各民主黨派選好人,配好班子,搞好政治交接,推動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穩步發展。隨著這一工作的逐步開展和完成,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也將走上規范化、制度化軌道,從而保證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后繼有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目標。

    2.把發展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根本任務

     民主黨派作為同中共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在國家經濟社會中自然承擔著相應的歷史責任。在新世紀新階段,這一歷史責任就是搞好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2005年5號文件指出:“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要牢牢把握發展這個根本任務。”
把發展作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和政治協商的第一要務,充分表明了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之間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親密情感,為民主黨派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參政議政、政治協商作用指明了方向。

     3.規范了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內容、程序和形式

     2005年5號文件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民主黨派發揮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其原則、形式、內容和程序作了進一步完善和規范。

     在政治協商方面:①首次明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作為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②提出政治協商包括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協商,主要采取民主協商會、小范圍談心會、座談會等會議協商形式,以及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建議;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③規范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的內容和程序,并提出“要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要求,推進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在參政議政方面,著重就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職務的安排、參政議政的形式、內容和渠道作了進一步規定:①重點在涉及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知識分子、專業技術性強的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選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②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班子中要注意選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各級政府機構設置情況,明確需要選配的工作部門的適當比例。④各級法院、檢察院要逐步選配符合任職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重點做好省級法院、檢察院領導職務的選配工作。⑤在政協中,要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占有較大比例。⑥要進一步加強政府與民主黨派聯系,拓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揮參政議政作用的渠道,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發揮參政議政作用積極創造條件。

    在民主監督方面,2005年5號文件指出: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監督,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監督的主要內容是: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情況,中共各級黨委依法執政及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況。這一規定,深刻揭示了我國民主監督是多黨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進行的政黨之間的政治監督,是一種善意的、建設性的監督,其目的是更好地致力于共同事業,實現共同目標,而不是像西方政黨那樣相互傾軋、爾虞我詐,把對方搞垮。為確保民主黨派的監督切實有效,文件還對民主監督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提出要拓寬民主監督的渠道、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

    可以看出,同之前的政策措施相比,2005年5號文件對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方面的政策規定,力度大,針對性強,措施到位,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這充分表明,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完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履行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能已進入制度化、規范化階段。

    4.確立了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

    2002年各民主黨派代表大會修訂《章程》時,從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特點出發,提出了各自及黨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根據新階段民主黨派社會基礎和自身狀況的變化,2005年5號文件提出加大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力度,并特別重申了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目標和原則,即:支持民主黨派根據各自章程規定的參政黨建設目標,按照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體現政治聯盟特點、體現進步性和廣泛性相統一的原則,以思想建設為核心,以組織建設為基礎,以制度建設為保障,把自身建設提高到新的水平。按照這一目標、原則,文件著重就民主黨派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

    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目標、原則和要求的明確提出,必將大大推進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步伐,推動民主黨派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不斷提高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能力和水平,與中國共產黨一道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

    5.明確了加強和改善黨對多黨合作事業的領導

    2005年5號文件從五個方面就加強和改善黨對多黨合作的領導提出了明確要求:①進一步強調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要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勝利發展的戰略高度,進一步提高認識。②進一步明確領導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③對改進領導方法提出了明確要求,如要善于通過廣泛深入的協商和討論,使黨的主張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識,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支持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處理內部事務等。④對中共黨委重視多黨合作和民主黨派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包括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定期研究,納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的教學計劃,納入黨委宣傳部門和主要新聞媒體的宣傳計劃,黨委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要帶頭做民主黨派工作,明確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加強民主黨派工作方面的任務等。⑤要求切實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這些政策出臺,必將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確保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濟,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結語:啟示與思考

     通過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發展情況的回顧,可以明顯地看出,28年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呈現出恢復、發展和完善定型這樣三個明顯的階段。這期間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日益鞏固、完善,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多黨合作制度的理論上不斷開拓創新、與時俱進,以理論創新帶動政策措施的創新和發展。

    通過以上的回顧,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啟示:

    其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本身的認識(包括提法、定位等),經歷了一個不斷升華的過程。對多黨合作制度的定位,從剛開始提出是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到把這一制度載入憲法、再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組成部分,認識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透徹。

    其二,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和政策也是一個逐步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在發展中完善、在完善中發展,在總結經驗基礎上發展,在發展中總結經驗。可以說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其三,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同政策之間,也是一個互相推動的關系: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必然帶來相關政策措施的出臺,政策的實施又推動著理論的完善與發展。雙方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其四,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的發展與完善,是同多黨合作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最終往往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和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樣的大會形式而提出來的。

    我國多黨合作的實踐在不斷發展,這必將大大推動多黨合作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從而帶動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發展和完善,最終使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更加完善,進而大大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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